中国一带一路如何吸引了欧洲中立国家瑞士

在4月下旬北京举行第二届“一带一路”峰会期间，瑞士总统兼财政部长乌力·毛勒（Ueli Maurer）将与中国签署在“一带一路”框架下的两国合作谅解备忘录。

根据瑞士财政部公开的信息，这一备忘录旨在让中国和瑞士在一带一路上的第三国，加强贸易、投资和项目融资。

今年3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意大利，意大利签署加入“一带一路”倡议初步协议时，意大利官员就曾透露，另一个欧洲国家很快也将加入同一行列。

不过，瑞士宣布支持中国的“一带一路”，并没有像意大利一样，引起“分裂欧洲”的评论和分析。这应该与瑞士独特的国际地位有关系。

如果说，意大利的港口可以更方便中国货物快速抵达购买力强盛的西欧腹地，意大利作为主要西方经济体国家参与“一带一路”也更具有政治影响力的话，那么不在一带一路沿线上的瑞士，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支持，其作用及影响也非比寻常。

瑞士在国际间以政治“中立国”著称。过去200年来，瑞士在纷乱的欧洲强国争霸中，为自己赢得“中立”的地位。

瑞士政府网站上有关于中立政策的基本原则：人道主义、绝不参与战争，绝不允许交战国使用其领土，也不为交战国提供雇佣兵部队。

瑞士在政治防卫事务上的中立，与其在外交领域的积极主动，被认为是相辅相成、取长补短的最佳选择。

正是因此，瑞士是最早承认中国并建立外交关系的西方国家之一。2013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并提议设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后，瑞士和英国一样，是最早成为意向创始国的西方国家。

2014年，瑞士中国自由贸易协定生效，瑞士成为“第一个与中国签署意义重大的自贸协定的欧洲大陆国家和世界经济20强之一”。

对中国来说，瑞士独特的国际地位，对“一带一路”倡议有极为重要的价值。首先，瑞士有国际间最富声誉的金融服务业；其次，瑞士是国际组织总部的聚集地。

有观察人士认为，瑞士对“一带一路”的支持，显示“欧洲国家对这一倡议适应得不错”，也有充分的理由这么做。评论认为“当世界上充斥中国产品，中国却没有接受足够多的外来产品时，支持一带一路倡议，是欧洲国家增加双边贸易的手段。意大利希望藉此打开中国市场，而瑞士则希望利用自己的全球最安全金融系统赢利。”

今年是中国一带一路高峰论坛第二次举行。中国以及外界都在关注这一两年一次的峰会会有哪些国家的什么级别的官员参加，因为这被视为“一带一路”倡议是否赢得更多支持的指标。

从最近的情况来看，峰会之前传出了不少对中国有利的消息：3月习近平访问意大利，双方签署了合作意向；4月，被称为“一带一路”在马来西亚旗舰工程的东铁项目，在停工近一年后，中、马也达成了修改协议，即将复工；4月底，瑞士总统到北京签署“一带一路”合作意向书并进行国事访问。

不过，国际间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质疑也一直存在。

4月上旬，美国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the 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 发表报告，列举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接受中国投资的七大潜在问题：

美国国务卿迈克·蓬佩奥本月在谈及意大利加入“一带一路”可能对北约带来的风险时，也提出了他的建议：“每一个国家都必须就如何对中国的债务陷阱式外交或中国以低于市场价格出售商品的问题自行做出决策。他们在交易中显然需要考虑安全因素。但是，每一个国家都需要做出自己的抉择。”

巴黎圣母院大火：细数那些遭毁灭或幸存的世界奇珍

法国地标性建筑巴黎圣母院被一场大火吞噬。火灾不仅破坏了这座教堂的屋顶，使得尖塔倒塌，还对其主要架构造成威胁。

巴黎副市长格雷瓜尔（Emmanuel Gregoire）称，巴黎圣母院遭受了“巨大损失”，目前各方正努力抢救教堂内的艺术品。

这场大火使得教堂内的木质装饰已经被毁坏。但除此之外，这座拥有850年历史的哥特式建筑内还有什么其他珍品，使其成为了巴黎的象征？

这座尖塔过去已经经历多次修整，法国大革命期间一度破败不堪，1860年得以重建。

英国皇家建筑协会（Royal Institute of British Architects）对此表示，“巴黎圣母院屋顶和尖塔付之一炬，石头拱顶也可能遭到破坏，这对法国哥特式建筑遗产带来了不可挽回的影响。”

这座天主教教堂有三扇玫瑰之窗，它们是巴黎圣母院最著名的标志之一，历史可以追溯到13世纪。

第一扇玫瑰窗也是最小的一扇，位于教堂西面。这扇窗建于1225年左右，以彩绘玻璃看似镶嵌在周围石块中为特点。

南玫瑰窗直径近13米，由84块组成。然而这扇窗户曾在此前几次火灾中受损，无法保持原有的彩绘玻璃。

当地时间周一晚间，法国记者Laurent Valdiguié在推特上表示，教堂的北玫瑰窗看上去得到保留，但消防人员仍然对此表示担忧。

大多数游客来到巴黎圣母院时，都会在外面观赏教堂两侧的两座哥特式塔式建筑。

教堂西侧工程自1200年开工，但两座塔楼中的第一座、即北塔直到1240年才竣工，而第二座、也就是南塔则在1250年完工。

两座塔均为68米高，有387级石阶，在塔顶可以俯瞰巴黎全景。

如果你的体力足够爬上那些阶梯，俯瞰巴黎，那你一定不能错过教堂另一个著名景点——滴水兽（gargoyles）。

这些神秘的石像通常集超过两种动物特征为一体。其中最著名的一座为“司提志”（Stryge），它坐落在教堂顶端，双手托腮俯视巴黎。

钟
巴黎圣母院共有10座钟。其中最大的一座为艾曼纽钟（Emmanuel），重量超过23吨，于1685年被安置在南塔。

2013年巴黎圣母院迎来了自己的850岁生日，为庆祝这个纪念日，教堂重铸了北塔内较小的几座钟。每座小钟都以一名圣人的名字命名，在法国大革命期间为制作炮弹而被熔化。

法国作家雨果（Victor Hugo）曾以巴黎圣母院为场景，著有经典作品《钟楼怪人》（The Hunchback of Notre-Dame，又译《巴黎圣母院》、《钟楼驼侠》）。其主要人物加西莫多（Quasimodo）因长相而引起当地人的恐惧，但他在巴黎圣母院得到庇护，并成为这里的敲钟人。

巴黎圣母院内藏有基督受难时的圣物，一枚钉子和一座荆棘造型的圣冠，据称这是基督受难十字架的一部分。

巴黎市长安妮·西达戈（Anne Hidalgo）在推特上表示，为抢救圣冠、圣路易国王长袍及其他珍贵艺术品，消防员、警察及其他人员在大火中组成了一条人体链条。

落马副市长将商人当“支付宝” 认为当官就应有特权

　　周某只是“送礼队伍”中的一员。逢年过节，刘平家总是来访者众多，绝大部分来访者都怀揣同一个目的——送红包、“抱大腿”、求关照，有一部分人还坚持了多年。这些人中，不仅有私营老板，还有少数与刘平有行政隶属、管理关系的公职人员。“嫂子，给刘市长和您拜年啦，一点小小心意，以后还请继续关照啊！”2018年春节假期的一天，宁乡某局公职人员张某像往常一样，来到刘平家里拜年，一番寒暄之后，奉上了自己的例行“问候”——一个4000元的红包，刘平的妻子李某将红包收进口袋。2014年至2018年5年间，刘平及其妻子先后10次收受其以过节名义所送现金共计3万多元。

　　“过年收，到中秋、端午也收，几个人聚餐也收，收的频率越来越高，标准也越收越高。”收受红包礼金，对刘平来说已成为一种常态，收得心安理得。他在忏悔书中坦言：“每次总是以人情往来欺骗自己，以这是普遍现象来麻痹自己，用数字不大来安慰自己。”但这些红包礼金真是人情往来吗？刘平心中其实再清楚不过，送钱的人目的很明确，就是他手中的权力和资源带来的利益与好处，“人情”二字不过只是自欺欺人的“遮羞布”而已。

　　心中缺少一个“怕”字，这是刘平对自己的评价。党的十八大之后，他还大肆收受红包礼金敛财。在办案过程中，纪检监察机关查实其违规收受多名私营老板以拜年过节名义所送礼品礼金，其中现金有40多万元。尤其是2018年，长沙在全市打响整治违规收送红包礼金的“歼灭战”，刘平仍置若罔闻、毫不收敛、顶风违纪。此外，据刘平及其妻子交代，他在宁乡任职期间，共计收受私营老板等人礼金累计高达上百万元之巨，收受名贵白酒几百瓶、高档香烟数百条。

　　将权力当成利益交换“砝码”

　　无本万利“做买卖”

　　“分管农业，对水利工程时有插手；分管政法，时常指示分管单位为我朋友帮忙；担任常务副市长，分管部门更多，权力更大，自己插手事情更多。”刘平在忏悔书中坦言。

　　刘平利用职务便利“提篮子”谋取私利，始于2006年。当年4月，工程承包商钟某某经人介绍与刘平及其妻子相识，因其鞍前马后周到服务而获得夫妻二人的好感。交往期间，他多次向刘平提出帮忙承接工程的请托，刘平之妻也常吹“枕边风”，刘平于是很快付诸行动，一个月之后便帮钟某某“提”来了一个工程——某乡纸业园纸业大道项目。随后十多年，他陆续帮助钟某某在某农业示范片烟水配套工程、某大道南延线工程、沿江风光带西岸三期景观工程等项目承揽上谋取利益。

　　一通电话几句暗示、一场饭局几番谈笑，一些事情就轻易“摆平”，一些不法利益暗中收入囊中，“提篮子”于刘平而言，是“空手套白狼”、无本万利的划算“买卖”。

　　据调查，他通过为多家单位或个人在请托事项上谋取利益，单独或者伙同他人非法收受财物达上百万元。不仅收受现金、车辆，还通过接受明显低于市场价的房价折扣和车位赠送，介绍工程承接人等隐蔽方式，获取巨额利益。

　　认为当官就应有特权

　　商人是其“支付宝” 公款成私人“钱袋子”

　　第一粒扣子扣错了，剩余的扣子就会一错到底。刘平何以在严重违纪违法的道路上收不住手、越滑越远，“病根”在于其初心不纯。

　　刘平回忆，自己小时候很羡慕供销社的人可以一人独享一个西瓜；“双抢”的时候羡慕公社干部可以戴草帽穿凉鞋骑自行车来巡查。在他眼中，当官就有权力，有权就有利益。认识上的偏差、扭曲的权力观一直潜藏在他心里。

　　2001年，刘平从外地回到宁乡工作，短短6年时间就被提拔为副县长，此后担任过多个县领导职务，但其党性修养和思想境界并未随之提升。尽管任职期间参加过多次主题教育，但他从不“走心”。“总认为这是没事找事、耽误时间。”他不虚心听取意见、不审视自身问题，更不真心整改。2016年，长沙市纪委就有关违纪问题对其进行函询，他不仅不如实说明问题，还串供堵口、掩盖事实。一次次错过迷途知返的机会，推开组织的帮助和挽救，“野蛮生长”的刘平被私念和欲望拖着一路狂奔。

　　当上领导干部后，手握大权的刘平常常被一些不法商人和下属簇拥着、恭维着。他对权力的认识更加扭曲：“权力可以让不可能变成可能，让陌生人变成好朋友，让你想要什么别人就会愿意送什么。”以他为中心的利益链、关系网也越来越大。收红包、“提篮子”……商人就是他的“支付宝”，不光打点“好处费”，还要为他支付旅行费；指使下属违规套取公款，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用于个人开支，公款成了他的私人“钱袋子”……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违反诸多纪律的刘平认为自己没有“硬伤”、没有大问题，被办案人员带走接受组织审查时还一脸茫然与震惊。如今，刘平才幡然醒悟，等待他的将是法律的严惩。

妨碍人类应对气候变化的是什么？

我们知道，气候正在变化。我们也知道，这是土地退化和化石燃料燃烧等人类活动导致碳排放增加的结果。我们还知道，形势紧迫。

国际气候专家近期的一份报告显示，在短短11年里，全球平均气温可能就会升高1.5摄氏度。届时，我们会面临“更严重的健康、生计、粮食安全、供水、人类安全和经济增长问题”。专家们还发现，气温上升已经深刻地改变了人类和自然体系，导致极端天气增加、极地冰盖融化、海平面上升、干旱、洪涝和生物多样性消失。

但这些信息还不足以令我们的行为习惯发生重大改变来阻止气候变化。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我们自身的演化，那些曾经帮助人类生存下来的行为，如今却变得不利。

然而，记住这点很重要：确实没有其他物种演化到能制造这么大的麻烦，但也没有哪个物种演化出了解决这个问题的非凡能力。

同一个地球未来基金会（One Earth Future Foundation）是一个致力于促进长久和平的项目孵化器，基金会的研究主管兼政治心理学家塞勒（Conor Seyle）说：“人类很不擅长理解统计学上的趋势和长期变化。”

“我们在进化中只关注眼前的威胁。对发生概率较低但容易记住的威胁往往会高估，比如恐怖主义，但对气候变化这类更为复杂的威胁却往往估计不足。”

在人类出现的早期，我们每天都面临或是生死攸关或是危及繁衍的突发挑战，从捕食性动物到自然灾害各种都有。信息太多会令大脑不知所措，致使思维迟钝或做出错误的选择，从而将自身置于危险境地。

于是，我们的大脑演化出了快速过滤信息的能力，并专注于对生存和繁衍最重要的信息。同时既能记住威胁，也能记住机遇，以便在未来避开威胁，并轻松回忆起在哪里可以找到食物和住所。

这些生物进化为大脑在处理大量信息时节省了时间和精力，从而确保了我们的繁衍和生存能力。然而，到了现代社会，这些功能不再那么有用，并会导致在理性决策时犯错，也就是有认知偏见。“起初，认知偏见帮助人类得以存活，但现在却让我们难以应对危及生存的复杂长期挑战，比如气候变化。”塞勒说。

心理学家总结了150多个普遍存在的认知偏见，其中几个很能解释我们为什么缺乏对气候变化采取行动的意志。

我们认为现在比将来更重要。在人类演化的大部分时间里，专注于当下就会杀死或是吃掉我们的东西比想以后的危险更有利。但现在，当应对更遥远、发展更缓慢和更为复杂的挑战时，这种偏见阻碍了我们采取行动的能力。

缺乏对后代的关心。演化论认为，我们最关心的只有几代家庭成员：从曾祖辈到曾孙辈。尽管我们可能知道应对气候变化要做什么，但很难看到为这几代之外的人做出牺牲价值何在。

旁观者效应。我们总是认为其他人会处理危机。形成这种偏见是有原因的：大家一起打猎时，当外围出现了一头危险的野生动物，如果每个人都立即行动就是浪费精力——更会无谓地把更多人置于危险之中。在较小的群体中，通常会非常明确地规定由谁来应对哪些威胁，这样是有效的。但到了现代，这促使我们（往往是错误地）认为，领导人肯定对气候变化的危机有所行动了。群体规模越大，这种偏见就越严重。

沉没成本谬误。即使结果是消极的，我们也倾向于坚持到底。投入其中的时间、精力或资源越多，坚持下去的可能性就越大——即便这似乎已经不是最佳方案。比如，尽管数十年的证据都表明，我们能够也应该转向清洁能源，并在未来实现碳中和，但却仍然依赖化石燃料并将它作为主要能源。沉没成本谬误解释了这种现象。